桓谭（约公元前23年－公元56年），字君山，两汉时期沛国相（今安徽省beat365手机版官方网站正规_365天电影观看免费_365平台怎么注册西北）人。历史上着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琴家。桓谭的父亲是汉成帝时的太乐令。桓谭精通音律，爱好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非议俗儒，反对神学。哀帝、平帝间，位不过郎。王莽时任掌乐大夫。刘玄即位，诏拜太中大夫。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因坚决反对谶纬神学，“极言谶之非经”，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险遭处斩。后被贬，出任六安郡丞，道中病卒。

●多才多艺

桓谭自小就好学上进，遍治五经，博学多通，善写文章，尤好古学，经常与刘歆和扬雄讨论学术、辨析疑异。

桓谭尤其擅长的是音乐。他的父亲是汉成帝时的太乐令。他从小耳濡目染，自然在音乐方面就有了较深的底子。他对音乐精通，而且有浓厚的兴趣，曾说：“我志乐听音终日而心不足。”桓谭也曾经当过掌乐大夫。

汉朝的大司空宋弘是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他向光武帝推荐桓谭说：“桓谭的学识与刘向、扬雄齐名，而在音乐方面却远远地超出他们，是当今不可多得的人材。” 桓谭面见光武帝时弹了一些民间琴曲，光武帝龙心大悦，桓谭被封为议郎、兼给事中。

桓谭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

桓谭《新论》中的《琴道篇》是琴学专着，原书已失传，清代有几种辑佚本。

哀帝时桓谭为郎官，负责计时、报时，由此研究天文，赞同“浑天说”。

桓谭治儒家经学，只求经典的训访大义，不治流行的章句之学。对当时的俗儒亦多有抨击。桓谭在光武帝时做过议郎，有高度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灾异是自然界常有的现象，与人事无关，断言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正如烛光之不能脱离烛体而存在一样。王充称道他的着作是“讼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辨难扬雄

在古代天文学发展史上，扬雄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西汉时“盖天说”和“浑天说”两派各持学术论点，相互对立。扬雄本来接受“盖天说”，认为天为圆盖，地如覆碗，两个同心圆互距八万里。但经与桓谭等人反复辨难，特别是一次，扬雄与桓谭两人进宫奏事后伺坐白虎郭庑下晒太阳，少顷桓谭望望太阳道：“天既盖转，而日西行，其光影当照下稍东耳，无乃是反应浑天实法也。”扬雄无言，终于省悟，改信较为科学的浑天说，确认天形穹窿似鸡蛋壳，地居其间如蛋黄。古人远在二千年前就能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一论题，实属难能可贵。

●劝告傅晏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诫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予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议论时政

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首先，任用贤人。他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故须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他在《新论》里论道：“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尹）、吕（望）之见用，傅说通梦，管（仲）、鲍（叔）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再次，重农抑商。他说：“理国之道，举本业（农业），而抑末利（商贾）。”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令诸商贾“自相纠告”。

●批判谶纬

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桓谭针对于此，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儒家的传统，“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指出，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他希望光武帝听取意见，“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他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有益于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时，桓谭还向光武帝建议，在进行统一战争时，应当重赏将士，使其尽心效力，不可听任他们勒索百姓，“虏掠夺其财物”，使兵民各生狐疑，而不得早日安平。基于上述观点，桓谭还反对灾异迷信。他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对于怪异现象，只要明君、贤臣等能够修德、善政“以应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尽管他还保留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因素，但在当时仍具有进步意义。

●着作《新论》

桓谭着有《新论》二十九篇，是东汉时期政论着作，原书早佚，今存皆系后人辑本。较早的有元人陶宗仪辑《桓谭新论》1卷。明吴康虞本《弘明集》，收有《新论·形神篇》。清代有孙冯翼、严可均辑本，其中以严辑本较为完备，收入《全汉书》中。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严辑本为底本，较勘出版《新论》单行本。

《新论》主要针对当时的谶纬神学提出反驳。作者在对待生命问题上，曾说：“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新论·形神篇》)。其观点反驳了当时“长生不老”之谬传。

●形神关系学说

在对待形神问题上，桓谭针对当时流行的精神可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决定形体的观点，提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的观点，明确表示精神依赖形体。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桓谭的观点也有一定不足，但其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却不能因瑕而掩。

形神关系问题即身心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问题。桓谭作为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形神关系学说，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迷信思想进行了斗争。这种神仙方术迷信思想是统治阶级为了永久保持其统治和生活享受而提倡，曾风行一时。他们妄想通过寡欲养性，服用所谓“不死之药”的途径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面对这种痴心妄想，桓谭指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生长老死是人和其它“草木五谷”、“禽兽昆虫”的自然本性，无法改变。“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针对神仙方术迷信者的通过“养神保真”即可长生不死的看法，桓谭在形神篇中，具体详备地阐发了自己的形神关系观。

他认为，精神是依赖于形体的，形体对精神起决定作用，而不是像神仙方术迷信者所说的精神对形体起决定作用。他用腊烛和烛火的关系来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灺，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之俱尽矣。”

桓谭在形神篇中有力地批判了神仙方术之士的谬误，发展了形神论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后来者如王充等提供了有益的、极大的影响，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弹琴遭罢

桓谭对民间音乐很有研究，平时公开称赞先秦时期的“郑声”，因此他弹奏的也都是一些根据民间曲调创作的新曲。

桓谭把民间风味很浓的琴曲拿来在宫中弹奏，刘秀听惯了宫中的乐曲，听到桓谭的新曲，感到新鲜，大为赞赏。

宋弘得知此事，很不满意。在他看来，民间乐曲都是低级趣味的。宋弘找了个机会，派人把桓谭叫到家来，特地穿上朝服，正襟危坐在堂上。一见桓谭进来，怒冲冲地劈头就是一顿训斥。

事隔不久，刘秀大宴群臣，在宴会上让桓谭鼓琴。桓谭看到宋弘杀气腾腾地用眼盯着自己，不由得心中发怵。在这种场合下，他只好耐着性子奏了一首宫中日常所奏的雅乐。由于心不情愿，弹出来的琴音断断续续。

刘秀觉得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宋弘马上离席跪在皇上面前，越俎代庖答道：“陛下，臣荐桓谭，是希望他以雅乐引导陛下。没想到他却终日弹奏亡国之音给皇上听，今天是因我在场，他心中有愧，所以弹雅乐也不成调了，这是为臣我的罪过。”

刘秀听了宋弘的话，方知平日所听桓谭弹奏的原来是“亡国之音”。宴后，桓谭就被罢了官。

●长寿思想

面对秦皇汉武以来日盛一日的求仙求不死之风，桓谭讽刺求仙的人是“贪利长生”。他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谁想改变这个规律，只能说他愚昧无知。

桓谭认为：人是可以通过医疗、养生等手段延长寿命的，但最终仍然不免于死，不可能永远活下去，因为“本(形体)尽者亦无以熬．今人之养性， 或能使堕齿复生，白发更黑，肌颜光泽……至寿极亦独死耳。” 桓谭认为人能否长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先天体质强弱，二是后天爱养适度：“古者平和之世，人、物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后世遭衰薄弱气，嫁娶又不时，勤苦过度，而以身生子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生命的基础是气，禀气美而盛身体就强健，禀气衰弱身体就单薄；早婚早育、劳累过度，就会导致气血不足，筋骨不强，以至只能活到本来可以活到的岁数的一半就夭折了。先天个体差异虽无法改变，但只要后天爱养得当，就可以延年益寿。

●桓谭之死

光武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东汉朝廷发生了一场君臣之间激烈的冲突。这场激烈冲突的一方是东汉光武帝,另一方是当时名望很高、年岁70有余的老学者桓谭。

光武帝晚年,对两汉之际盛行的图谶迷信说法越来越迷信,他所提倡的儒学,同巫术迷信相掺和。国家的治乱、历史的推演不是政治兴衰、人心向背等因素决定的,而是所谓的神意所安排,用图谶的标准决定的,包括大臣的任命、皇帝庙号、功德、礼仪、战事等等。桓谭原是东汉末年的郎官,东汉时授议郎给事中,成为皇帝随从顾问班子的一员,常参与谋议大事。对于光武帝迷信图谶,桓谭上书谏议,批评图谶是旁门左道,是小人搞的把戏,“今诸巧慧小才伎艺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哉?”并指出即便像占卜的人猜中一件事,也是出于偶合。光武帝看到奏事极不高兴。

这场冲突的起因,是光武帝准备在京城选定建造灵台的地址。这一天,光武帝诏令议事大臣们一起讨论灵台选址问题。会议上,光武帝心知桓谭反对图谶,便问他：”灵台选址这件大事,我想用图谶来决定,你看行否?”听到皇帝的问话,桓谭沉默良久,终于决定不讲违心的话,便抬起头来说：”臣下一向不读图谶。”然后又滔滔不绝向光武帝讲述图谶的害处,说它完全是违背儒家经典的妖妄邪说。光武帝一听,不禁大怒,喝令道：”桓谭你非圣无法,真是该死,手下,将他推出去斩首!’桓谭讲了真话,闯下大祸,只好向皇帝叩头谢罪,光武帝的态度才缓和下来,免他一死。事后把他撵出京城,派他六安(今安徽六安县)任郡丞。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终因气愤成疾,病死在半路上。